澎湃新闻记者罗昕实习生周洋帆

租书的小店、五花八门的封面、深夜被窝里的手电、被谁撕掉的那几页……有关武侠小说的一切总在田耳的记忆里闪现。事实上，这位“70后”小说家的年少阅读乃至最初的小说创作，都与武侠有关。

(资料图)

继《洞中人》之后，田耳在最新长篇小说《秘要》里又一次写到了曾惊艳青春的武侠小说，以及当年地下出版界盗版、私印、换皮、更名的“盛况”，以此追溯一个汇聚了“影子写手”、私人印刷、收藏拍卖的武侠黑书江湖。“我一直相信，武侠小说就是中国人华语文学阅读的最大公约数。”对田耳而言，《秘要》也是他迄今写得最肆意，最“放飞自我”的一部长篇。小说首发于《收获》2021年第6期，不久前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单行本。

有意思的是，从县城青年到“最年轻的鲁迅文学奖得主”，田耳一路以来的文学创作也可以被看成一个“修炼自我”“打怪升级”的过程。他二十出头写出小说《衣钵》，等了六年才遇上“伯乐”，这六年里他养过斗鸡、卖过空调，在一家小报当过编辑，也在一家派出所写过宣传材料。他要求也低，只要能保证基本的生活，写作时就有发自内心的快感，他甚至想过，如果突然获得了世俗上的成功，比如中了彩票，接下来要做什么？答案是——还是要写。

而今十多年过去了，田耳依然在写，同时在大学教学生写作。他羡慕现在的学生们，比当年的他有了更好的学习和发表机会，但在一番思索后，他还是庆幸自己有过一段默默无闻的写作时光，那时无人知晓，也无人打扰。

“现在你有点名气了，想做个采访，马上就有几个宣传干事陪着，那还能看到真正的东西吗？所以一切都是福祸相依。”他说，“我害怕别的事情干扰我的写作，改变我的命运和状态。”

如果文学也有江湖，田耳的基本江湖目标就是：一直写下去。如果还有所追求，他希望自己的小说是好看的，是受读者喜欢的，就像当年的金庸，曾让他那么震撼。

田耳

【对话】

阅读就像练秘籍，需要“付出”

澎湃新闻：《秘要》有关武侠，我们就从你和武侠小说的缘分聊起吧。

田耳：我从小学开始看武侠，当时家里有套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的《射雕英雄传》，一套三本，绿色封面，十六开。我外公、我爸平时也不咋看书，但他们把这套书看完了，我就知道肯定好看。我当时十来岁这样，有一天也悄悄拿过来看，结果看完有半个月情绪完全陷在故事里，回不过来。这么说吧，那不光是上瘾，还有中毒的感觉，自己也想仗剑天涯。

《射雕英雄传》是我看过最早的一部，它不仅是好看，还有新鲜感，你完全不知道武侠小说能带来这样的快感。后来我把金庸和古龙的所有武侠小说都看掉了，我爸还喜欢梁羽生，但梁羽生的书我看开头还行，往下看总有些泄劲。

澎湃新闻：家人会不会觉得你不务正业？

田耳：我爸就不太支持，他学理工，自己喜欢看武侠但又觉得这不是正经事。当时（八九十年代）小书店租书大约一天两毛，一个月包月五块，也是不小的开支，所以看得越多越划算。我是白天上课看，晚上放学后还在被窝里打手电筒看。我记得一对电池大概只能看七八十页，看到五六十页的时候，手电筒的光线就开始变弱了，所以，那时候的理想就是手电筒的光彻夜明亮。每次看完小说，我都怀疑一旦掀开被子，会穿越到另一个世界。

田耳收藏的“武侠黑书”

澎湃新闻：看着看着自己也手痒了？

田耳：当时不光我写，好多同学——不管成绩好不好、作文写得怎么样，都在写。武侠小说就是我们当年最大的娱乐，还有些人会凑在一块合写，但我一直是自己写自己的。

上了初中，我比较宅，周末和节假日哪也不去，就躲在家里写武侠小说。我当时以为武侠小说就是文学，而且是最高级的文学，要不然怎么让人这么上瘾？后来我爸把我写的东西拿给一个杂志社的主编看，问能不能发表，主编说发不了，我问为什么，他说你去买两本文学期刊看看，我买来一看才知道原来武侠小说只是好看，但是文学期刊不认。文学期刊发表的是另一种小说，跟武侠小说完全不一样。

澎湃新闻：这些武侠小说是你最早的小说作品吗？

田耳：绝对是，最起码它就是我的写作练笔。而且据我所知，我们很多作家，比如广西的鬼子、朱山坡都写过武侠，其他有的也不承认，因为不少人会觉得武侠小说好像艺术性不高，就是一个通俗作品。作家嘛也经常“悔其少作”，但我觉得看武侠和写武侠帮助我学会怎么样讲故事。

澎湃新闻：有一点像现在说的网络小说。你会不会认为武侠小说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被低估了？

田耳：我想它既然能得到那么大的阅读量，它的价值就不可能被低估。不过娱乐性和文学价值还是有区别的，它的娱乐性再高，文学价值还是相对单薄，不是说“好看的小说”就是“最好的小说”。我现在写的是所谓的严肃文学，但我最大的阅读快感还是武侠小说带来的。不过这种快感也有时效性，我后来再去看武侠，看不了了。

澎湃新闻：“后来再看”是指什么时候？

田耳：我试图重读金庸和古龙，特别是写《秘要》的时候，发现已经看不下去了。事实上，虽然现在小说很多，但我们很难投入进去了。一年一度的世界读书日，很多活动叫我们作家去宣传读书，但我觉得很好笑，现在很多作家自己读书都不够多了。我去一些讨论会，那些评论家就说这书我还没有看完，看了多少页，我心里就想“别说一般的读者，评论家他都看不完”。

澎湃新闻：这是为什么？是小说不够好看，还是什么原因？

田耳：阅读需要我们付出一些什么，让自己进入状态。现在我教学生写作很难，因为他们看都不看，你怎么教他写？阅读也确实比不上新媒体那么直接有效地对你进行感官刺激。我跟学生说，老等着阅读来取悦你是不行的，阅读就像练秘籍一样，你下功夫以后才可能得到一些效果，没那么容易。

澎湃新闻：你近年的阅读情况呢？

田耳：其实我的阅读也在严重下降，十几年前我就觉得我中文阅读量好像越来越不行了。我爱买书，我现在办公室里就有几千本，我这辈子是看不完这一个办公室的书的，我还有几个书房的书，简直像强迫症一样买得越来越多。书多了以后，你就不知道看哪本。十几年前我爷爷还在世的时候，我就挑一批书带到我爷爷那里看，在冬天乡下的火炉边，就那几本书，没有挑的余地，我反而看进去了。也就是说，看书一定是要有所投入，有所准备的，要为自己制造读书环境，才可能让阅读延续，让阅读更有质量。

我目前的一大困惑是写作太费时间，我觉得写作是不利于阅读的，但是我必须投入这么多时间去写作。现在要我看书看一整天都有点做不到了，我主要的时间还在写，所以我多数时候只阅读中短篇小说了。

《秘要》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单行本

宁愿成为一个“洞中人”

澎湃新闻：有没有想过，你的文学之路，本身也是一个打怪升级的武侠故事？

田耳：确实。我记得2014年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奖时，评委们说了一个观点，说一个作家往往通过省城写作队伍的相互鼓励、帮助才好“出来”，但从小县城“单打独斗”上来的，“70后”里似乎只有我一个。我想那可能和我的文学起点，和我对文学的认识是有关系的。

很早的时候我看过琼瑶的《在水一方》，里面有个男作家，就是马晓伟扮演的那个，曾是个渣男，他后悔错过了一个特别好的女人，所以他要给女人写一本书。那部剧最后一个场景就是男作家一个人坐在废弃的轮船里，不停地写作，要把作品赠给他的前女友。我对这个结尾印象特别深，觉得这么一个人坐在一个没人知道的地方写作，真是太好了。所以，文学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孤独，非常酷的那种孤独。

现在圈内人都知道的一些法则是，你起码要占据一个省会城市，然后大伙一块向文坛的高地发动冲锋。但当时的我不知道，我以为作家就是一个人写作。我之前有个小说《洞中人》，它的主要内容和《秘要》一脉相承，是写一个文艺女青年要到洞里才能有写作状态。我觉得作家应该有一种隐世的感觉，这个感觉不是痛苦，而是痛快。

澎湃新闻：你最初的投稿也会石沉大海，后来是怎么渐渐从洞里走出洞外？

田耳：我是1999年正式决定写严肃文学，此前两年我还不确定要写什么文体，不断试错，也写过散文，发现写得很差。1999年我确定我要写小说。到了2000年、2001年，我大概只发了一个短篇，在还没有改版的贵州《花溪》发了几千字，占据四个页码。我的期待值低，觉得只要我能写下去就好了，然后慢慢地，从量变形成质变。后来获得鲁奖，我的第一感觉是“我可以写一辈子”。

澎湃新闻：1999年你20岁出头，那个时候你除了写作，还在做什么？

田耳：我当时在卖空调。凤凰是湖南最穷的地方，爸妈对你也没啥要求，只要你能活下去，别惹事，就行了，所以也没压力。我妈知道我在写书，就说“起码不是坏事”。

田耳早期作品手稿

田耳早期作品手稿2

澎湃新闻：《秘要》写到了“影子写手”，你也经历过“影子写手”的阶段，默默无闻地自己写。回想起来，会不会觉得那段日子也有闪光的地方？

田耳：我其实羡慕现在的学生们，因为他们的机会太好，我们现在就像是扒开砖缝找蟋蟀一样去寻找能写会写的年轻人，然后你要让年轻人看到希望，只要写得稍微好一点，你就尽最大努力去给他发表。如果当年我读了这样的写作专业，我相信我会比他们发表地更早，但我1999年写出《衣钵》，等了六年才发出，如果换做是现在，我也许第一时间就能发表。

但我也问自己，我真的需要这样的机会吗？我真的不需要隐伏的时期吗？我想，我还是宁愿成为一个“洞中人”，无人知晓地写作。其实默默无闻的写作时期长一点好，当年我去找题材、做采访、体验生活，没人知道我在写，效果却来得特别好。现在你有点名气了，你想做个采访，马上就有几个宣传干事陪着，那还能看到真正的东西吗？所以一切都是福祸相依。作为一个真正爱写作的人，我觉得不出名的时候是很幸福的，没人打扰你。

澎湃新闻：作为“70后”代表作家之一，你现在有成名带来的焦虑吗？

田耳：我肯定有，但是相对而言，我的调节能力还是比较好的，而且我对写作的爱好一点都没变过，我知道写作依然能给我无穷乐趣。所以我的焦虑感不至于像某些作家那么深，他们的焦虑感其实源于他感觉到自己的写作能力在下降。

2007年，田耳凭借中篇小说《一个人张灯结彩》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

“这就是江湖，这就是传播”

澎湃新闻：你相信写作是可以通过后天努力日渐精进的吗？

田耳：说实话，我现在老跟我的学生说，创作很容易陷入不可知论和神秘主义，但我们首先是干活的匠。也就是说，“艺术”的“艺”不好说，但“术”的部分你得学，得练。我写得太多了，从初中开始，每个周末都在写。应该说我第一篇发表的小说相当差，但是到了第二篇《衣钵》，我觉得自己突然会写了。俗话说，拳不离手，曲不离口，写作者写作的量一定要大，以便促使自己捅破那层窗户纸，靠量变最终形成质变。

澎湃新闻：为什么有的人可以写出来，有的人不行？

田耳：这个不一而足，和你的条件、你获得的写作资源都有关系。我记得一开始我在湘西写的时候，一帮朋友聚在一块聊外面的资讯，他们聊起文坛的东西，比我知道的多。我曾以为我们会一块写下去，没想到写着写着，最后就剩我一个。很多人写到一半就放弃了。

澎湃新闻：在写作这条路上，你给自己想过什么目标吗？

田耳：其实我最想的还是作品能够畅销。获奖我反而觉得受限因素比较多，但畅销是纯市场行为。我希望我能是一个畅销作家，当然事实上也没达到。但这种想法并不影响我的写作，因为只要能写，我就很满足了。

澎湃新闻：基本目标就是一直写下去。

田耳：对，一直写。我没想过干别的。

田耳作品集

澎湃新闻：作为一个小说家，你怎么面对“销量”和“艺术性”之间的拉扯？

田耳：当年金庸让我那么震撼，我就想把这个震撼再传递出去，这就是我理想，我追求好看，还追求读者。我一直没啥读者，但我不能说因为我没啥读者，我就不在乎读者，我肯定在乎。有学生问我“是不是有人只为自己在写作”，我说“我相信有人只为自己写作，但我们不会知道；一旦知道，基本上可以认定他不是只为自己写作”。既然你要发表、出版，你再说为自己写作而不在乎读者，我就觉得有点扯淡，这缺乏起码的坦诚。

澎湃新闻：你觉得当代文学有江湖吗？

田耳：现在写作难免会有点没落感，但我确实爱写，而且我能享受，能过瘾。别人不写我也理解。现在作家会抱团取暖，是因为总体形势都不好。以前我们开笔会觉得挺无聊的，但慢慢到了一定年纪，会发现我们只有这样的活法，生活中好像也只有这些人还能相互理解。再比如“70后”作家这个概念，一开始大家觉得这么命名很笼统，很敷衍，但是经过那么多年，我们几个老兄弟自然而然地认了我们是一群人。二十多年过来，我们知道写作是怎么回事了，没有太多的期待，也没有太多的失望，就按部就班地过下去而已。

澎湃新闻：《秘要》写到武侠中人都有一种热衷于“排座次”的心理，如果要你给文学江湖“排座次”，你会怎么排？

田耳：这个问题有点“搞事情”。其实我们现在都这样了，何必再去排座次？我现在是发自内心地不想去排这些东西了。年轻的时候还会想，谁写得好，谁写得不好名气还大一点，你会有一种打抱不平的正义感。但那么多年下来，我们知道了“这就是江湖，这就是传播”，好的不一定受欢迎。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存诉求，这不仅仅是写得好与坏的问题，还有其他很多因素的叠加。如果你没有话语权，还去说和话语权利不匹配的话，本来就很可笑，也未必是对的。

“故事也会反作用于我”

澎湃新闻：看《秘要》的时候，我常会有一种怀念或者致敬的感觉。

田耳：我还是比较着重写了一些已经消失的情感方式，比如说丁占铎（注：《秘要》里的男主，一度从事网拍收藏）去见纪叔棠（注：《秘要》里的印刷物鉴定大佬），两个大男人萍水相逢，但一见面就建立了好感，我觉得人的有趣就在这里。

纪叔棠有我一个好友的影子，他也写作，文笔并不好，在县里上班，碰见我会跟我讲本县几个文人的遭遇，讲本地内刊上有哪些惊艳的文章。他关注就是这些，但我喜欢听他讲这些，这让我穿越到最初写作的时光，穿越到世纪初或者上世纪九十年代。这种敝帚自珍的态度，现在基本已经消失了，别的作家都会跟你讨论全世界最有名的作家，最伟大的作品，所以我觉得目光只囿于本地区也是了不起的，并不是短浅——那是一种近乎消失的态度。我从这个朋友身上提取出近乎消失的感情和文学态度，让这些附着于纪叔棠身上，这也是丁占铎愿意跟纪叔棠在一起的内在原因。

《秘要》首发于《收获》2021年第6期

澎湃新闻：这次怎么想到要写一个收藏盗版武侠小说的故事？

田耳：七八年前我在孔网看到了一批盗版武侠小说，还不是一般的盗版，都是那些出版社根本不存在的、年限在1989年出版署严管盗版之前的“黑书”。有一次我看到一组全品相的拍品，当年看武侠小说的感觉噌一下上来了，我就拍下来了。这东西也便宜，这些年下来就拍了很多。有个朋友来我家里，看到那么多黑书，就说特别有1980年代的即视感，那些黑书封面是我们小时候在街边最常见的。

2020年下半年，我知道台湾有个写武侠的作家，原来是台湾地区军情机构的正牌特务，晚上写武侠小说补贴家用。我觉得这肯定能拿来编故事，它生长出故事的活性比较强，我就把特务和黑书结合起来，像发生化学反应一样，编了《秘要》这个故事。

澎湃新闻：《秘要》是你到目前为止虚构部分最多的一部？

田耳：确实，有几个点，我想到的时候自己都乐了。书里有个场景是纪叔棠钻到地下去挖黑书。以前我会觉得这个挺荒诞的，但后来想既然小说是虚构的，我就要放飞一把，结果还蛮好的，因为这个语境里本身也借鉴了武侠的东西，武侠就是要寻宝的。我写这个黑书在福建，是因为福建在盗版这块肯定是前沿，而且地下印刷厂的存在也是事实，所以故事的编撰也有现实的影子。

澎湃新闻：写这部小说时有没有找回当年读武侠的快感？

田耳：我写这部小说速度很快，大概是因为把自己的爱好结合进情节，写作和自己的生活有了互动的性质，所以写作快感来得强烈。虚构和自己的生活应该发生互动，而且这种互动是需要自己去相信，去建立，如果内心笃定，写作进展顺畅，这种互动感会极其强烈。

《秘要》小说在《收获》发出后，我又有意增加了一些看起来比较散的情节，比如丁占铎回家相亲，但这些零碎的东西是从故事主线中生发出来的。如果你真的爱你创造的故事，它对你的反作用力是方方面面的。

《秘要》

澎湃新闻：你现在的写作节奏是怎样的？

田耳：我毕竟有教职工作，写起来也经常被学校的一些事务打断，一开始还挺烦的，但是一晃那么多年我也慢慢适应过来了。我写作还是很规律，而且我都在办公室里写。我不能保证我每天写多少字，但我能保证我待在办公室的时间，也就保证了我有效写作的时间。有同事问我写作有什么技巧，我说把你的板凳功练好就够了。今年我们这一届毕业班学生，我们领导给几位学生专门开了工作室，要求他们每天干多久时间，最后他们的毕业作品是班上最优秀的。说白了，不说用心，只要用够时间，就比别人要好。

澎湃新闻：你怎么看待现在写作的年轻人？

田耳：我发现我们和年轻人之间很难真正交流乐趣和爱好，他们的很多东西我们都不理解，他们也已经不可能再像我们那样爱好写作，但这不怪他们，都只是被时代推动而已。